2014年1月28日

清人叶名琛，因深得道光帝、咸丰帝之宠信，官运亨通，道光廿七年（1847年）升广东巡抚，咸丰五年（1855年）再升两广总督，被封为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1856年10月，英军制造“亚罗号事件”，进攻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广州城沦陷，叶名琛被俘，后被解往海外。叶名琛效仿周代的伯夷、叔齐兄弟，不食英人的食物，活活饿死在印度的加尔各答。

叶名琛以死明志，却换来了千古骂名，有人讥其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后人将广州的陷落归咎于“六不总督”叶名琛之消极备战，认为此人不做任何应战准备，导致广州城事实上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其实，当时广东的精锐兵将都被抽调到镇压太平天国的前线去了，叶名琛处于无兵可派、无险可守的困境；连年征战，耗费金银无数，又导致叶名琛没钱去招募民团。身为“三无”总督，叶名琛注定要成为悲剧人物。

尽管英军的乘虚而入只是早晚的事情，尽管叶名琛多少还是做了一些迎战准备，但是，“败军之将，岂可言勇”，又因为他在广州城破之前做的一件事，终于沦为千古笑柄。

当时英军的炮火越逼越近，叶名琛却表现得非常镇定，甚至断言“十五日无事”。因叶名琛深信扶乩，他之前命人摆设沙盘，由他亲自扶乩，乩判曰“十五日后便无事”。

很不幸，第十四日，广州城就沦陷了。当时有民谣曰：“叶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无事。十三洋炮打城惊，十四城破炮无声，十五无事卦不灵。洋炮打城破，中堂仙馆坐；忽然双泪垂，两大仙误我。”

扶乩，是中国道教的一种占卜方法，又称扶箕、扶鸾、降笔、请仙等等。乩（读jī）这个字，“占”的旁边是一个架子，二人“扶”丁字形木架在沙盘上划字“占”卜，谓之“扶乩”。

扶乩这异术，如今在中国大陆濒临失传（笔仙、碟仙应该算是“变异版”的扶乩）。据考证，早在东晋时期，我国就出现了扶乩这种“天人交流”术。在1949年之前，扶乩是中国大地上一种很常见的巫术活动。当然，扶乩的“黄金时代”，还数明、清。

明朝尊崇道教，扶乩既出自道家，也备受上层人物的重视，扶乩术甚至成为明枪暗箭，作为官场上攻击对手的利器。

《明史》记载了蓝道行以扶乩术搞垮政敌严嵩的故事：“蓝道行以扶鸾术得幸，有所问，辄密封遣中官诣坛焚之，所答多不如旨。帝咎中官秽亵，中官惧，交通道行，启视而后焚，答始称旨。帝大喜，问：‘今天下何以不治？’道行故恶严嵩，假乩仙言嵩奸罪。帝问：‘果尔，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动，会御史邹应龙劾嵩疏上，帝即放嵩还。已，嵩诇知道行所为，厚赂帝左右，发其怙宠招权诸不法事。下诏狱，坐斩，死狱中。”

纪昀在其代表作品《阅微草堂笔记》中屡屡提及扶乩之事；与纪晓岚同时代的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子不语》也多次讲述扶乩事；《红楼梦》则提到“妙玉能扶乩”。故事虽小，足以证明扶乩在清朝中期曾盛极一时。

其实，在西方国家，与扶乩类似的活动曾经也很流行，传说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856年-1924年）生前就笃信扶乩。不管你信不信鬼神，灵媒一直存在于社会的角落里，这或许只能用“存在即有理”解释。

扶乩得到的结果，通常是晦涩难懂、模棱两可的古典诗词或文章。纪晓岚对扶乩一事持信服态度，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则确有所凭附。然皆灵鬼之能文者耳。所称某神某仙，固属假托，即自称某代某人者，叩以本集中诗文，亦多云年远忘记，不能答也。其扶乩之人，遇能书者则书工，遇能诗者则诗工，遇全不能诗能书者，则虽成篇而迟钝。”纪晓岚还认为，乩笔、沙盘这些工具本身并没有什么灵气，关键在于人——“盖亦借人之精神，始能运动。所谓鬼不自灵，待人而灵也。蓍龟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吉凶，亦待人而灵耳。”

扶乩这活动有时候极具娱乐色彩，比如《子不语》的“关神下乩”篇：“明季，关神下乩坛批某士人终身云：‘官至都堂，寿止六十。’后士人登第，官果至中丞。国朝定鼎后，其人乞降，官不加迁，而寿已八十矣。偶至坛所，适关帝复降。其人自以为必有阴德，故能延寿，跪而请曰：‘弟子官爵验矣，今寿乃过之，岂修寿在人，虽神明亦有所不知耶？’关帝大书曰：‘某平生以忠孝待人，甲申之变，汝自不死，与我何与？’屈指计之，崇祯殉难时，正此公年六十时也。 ”明朝亡了，崇祯帝吊死煤山，你这个大官却贪生怕死，贪恋权位，舍不得以身殉国，我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