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5日

恐惧是种传染病。

公元2014年3月12日，成都一交易大厅内突发状况，数千人同时冲向大门，现场一片混乱。事情缘起一场普通纠纷，导致有东西掉落地面，不明真相的人大喊“地震了”，继而造成大量人群恐慌，纷纷夺路狂飙。

3月14日，成都春熙路，市民又因谣言（砍人了）而爆发集体狂奔。据亲历者回忆：当时有一群少数民族同胞在街上走过，看见他们的成都人（或许是联想到“昆明3.1砍人事件”吧？）吓得跑了起来；那些少数民族同胞看到成都人跑起来，不知道是什么事，也吓得跑了起来；更多的成都人看见少数民族同胞在奔跑，更是吓得尖叫狂奔。于是整条街上的人都边叫边跑起来。

这种全体人员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自发且盲目地紧急汇合、并不约而同的做出类似动作（犹如电影《僵尸世界大战》中健步如飞的丧尸一般）的反常行为，在军事上叫做“炸营”，又称“惊营”、“营啸”。

近现代战争史上最著名的“炸营”，发生于淮海（徐蚌）战役。当时，孙元良率领16兵团的八万多人向外突围，逃出包围圈后，清点人数，还剩四百多人。一个兵团在一夜之间全军覆没，据当事人的回忆，兵团正是毁于“营啸”。

当时的16兵团，经过长途狂奔，好不容易才从千军万马之中突围出来。凌晨时分，从军官到士兵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现在安全了！于是放松了警惕，困乏之极的数万官兵倒地就睡，甚至没有安排岗哨卫兵。拂晓，解放军突然袭击，16兵团的官兵在迷糊之中被枪声惊醒，神经顿时崩溃，全军惊叫而起，乱枪齐发，甚至自相残杀，局面因此无法收拾。

人的本性，多少有好逸恶劳、自由散漫、贪生怕死的一面。但是，在某些行业，比如军警，比如建筑业，比如制造业，都是聚众之场所，人多心杂，必须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否则，人心散了，队伍就没法带了。

中国古代军规有所谓“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其中的第十四条：“出越行伍，搀前越后，言语喧哗，不遵禁训，此谓乱军，犯者斩之”，就是为了防范“炸营”而作出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七十八条对于非军职人员犯乱军罪有如下规定：“战时造谣惑众，扰乱军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军职人员战时造谣惑众，动摇军心，则按照《刑法》第四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战时造谣惑众，动摇军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勾结敌人造谣惑众，动摇军心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

古代的军队，士兵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为了维持正常的秩序，除了严酷的纪律，就是军官的威信，《增广贤文》有“慈不掌兵，义不掌财”之论。这种治军理念也体现于命理之中。《紫微斗数全书》说：“七杀火金，南斗将星，遇帝为权，其余诸宫皆杀……庙旺有谋略，遇紫微掌生杀之权，武职最利”，又说“七杀庙旺武职峥嵘权贵非小，不宜文人”。

主帅手握“生杀之权”，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树立绝对的威信。袁崇焕杀毛文龙，原因很复杂，但显然起到了“扬名立威”的效果。孙传庭杀贺人龙，“诸将莫不颤栗动色”，一众桀骜不驯的军官都被镇住了。有人认为，贺人龙镇压李自成农民军颇有效率，“思宗的多疑、擅杀，无异于自毁长城”，但明末将领多拥兵自重，难以节制，崇祯斩贺人龙，也是无奈之举。

王亭之认为，“凡管理，必须恩威并济，七杀守事业宫者，威有余而恩不足，‘紫微七杀’尤然。故以得辅弼、魁铖、三台八座朝拱同会者为贵，得此则自能则柔相济，虽千万人皆能号令。”同样是七杀庙旺守官禄宫之盘，贪狼入命守寅（申）宫的命造（比如毛泽东），在不考虑辅佐星曜的情况下，格局要比贪狼入命守子（午）地、紫贪入命守卯（酉）地、武贪入命守丑（未）地、贪狼入命守辰（戌）地之命都略胜一筹。

贪狼入命守子（午、卯、酉）之盘，私心太重；贪狼入命守辰（戌、丑、未）之盘，过分现实；而贪狼、廉贞是紫斗的外交星，在拉拢人心方面，比其他组合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