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3日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史学著作的典范，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史记》还是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神秘学的集大成者。

《史记·天官书》是《史记》“八书”中颇受冷遇的一书，因“正统”史学家不赞成把占星术等内容写入历史。主流话语圈偶然提到《天官书》，也是作为批判的靶子，认为《天》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局限。

但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太史令，他子承父业也做了太史令。太史令乃掌管天文历法的长官，也就是说，观星望气、为皇帝解释天象，正是司马迁的职责所在。所以，《天官书》可以看做司马迁的工作报告文集，而本纪、世家、列传的精彩故事反倒有点“不务正业”了。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透露了著述《史记》之目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深受“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又肩负替君王寻找“君权神授”之依据的使命。因此，《史记》之研究工作，《天官书》可为破题之笔。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太史公（司马谈）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据《天官书》，“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唐都，曾参与制订《太初历》。但他没做官，乃汉朝的著名方士、草根天文学家。可见，天官，即是天文学、星相学等学问。

一切预测，皆为谶言。

《史记》中最大的谶言，莫过于《秦始皇本纪》的一句话：“亡秦者胡也。”普遍认为，此谶言是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关键原因。

天象是《天官书》的重头戏：“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

秦汉时期，四柱八字、紫微斗数连影子都没有，五星、七政四余也未成熟。当时能用来推测个人的吉凶休咎的术数，首选相术。《史记》多次提到看相的故事。

比如《高祖本纪》提到，“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原季自爱。臣有息女，原为季箕帚妾。’”

《李将军列传》中还记载了李广和相士王朔的对话：“广尝与望气（即看相）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馀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於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史记》中收录了很多解梦的故事，比如《赵世家》提到，“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绝而后好。赵史援占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孙，赵将世益衰。’”后来果真发生了“赵氏孤儿”之事。

《三国演义》也多次提到政治人物之梦，和《史记》的梦有异曲同工之妙，罗贯中或许从司马迁那儿找到了灵感。

不过，司马迁的历史观是务实的，他既承认命运之无常，又强调了人的积极因素。他认为“国君彊大，有德者昌；羽小，饰诈者亡。”对于项羽这种英雄人物，司马迁的态度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本文在写作之时，参考了马强的《《史记》与中国神秘文化》一文，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