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 2020-09-02 07:21
1937年10月26日，“淞沪会战”进入尾声，中国军队全线撤退。蒋介石打算让国民革命军第88师（官兵头戴德军钢盔，装备少量德式武器，官方说法是“调整师”，民间称为“德械师”）留守苏州河北岸。
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奉命打电话给88师师长孙元良：“委员长想要第八十八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你的意见怎么样？”孙元良：“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五次补充啊！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形，所以我不同意。”
88师与日军厮杀了三个月，日本人在广播中公然称八十八师为“闸北可恨之敌”，但88师的官兵伤亡很惨，经过多次兵源补充，老兵已经所剩无几（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于1937年8月14日被炮弹击中，是淞沪会战中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第88师第262旅第524团，老兵基本拼光了，后来整建制地吸收了湖北省保安团第5团，因此后来留守四行仓库的孤军之中有一大半的战士是湖北人）。88师参谋长张柏亭（88师进入上海时，陈素农任参谋长，10月初，陈素农病倒，赴武汉休养，88师参谋处代处长张柏亭上校接任88师参谋长）在《淞沪会战纪要》中对该师的战斗力有形象比喻，“这情形正如一杯茶，初沏时味道很浓，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
从左到右分别是88师原参谋长陈素农、88师师长孙元良、88师副师长冯圣法
孙元良担心电话里说不清楚，特意派张柏亭前往司令部，向顾祝同当面陈情。张柏亭认为，“留置闸北守备最后阵地的部队，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同时，守多数据点是守，择要守一二个据点也是守，意义完全相同。最好授权部队，以达成此项目的为主，自行适当处理。……选拔一支精锐部队，至多一团左右兵力，来固守一二个据点，也就够了。”
顾祝同觉得张柏亭说得有理，让他回去告诉孙元良，“就照这样办”。也就是说，张柏亭是策划“四行仓库”之战的关键人物。
张柏亭
孙元良认为，“一团兵力未免失之过多，在给养、卫生、休憩诸方面，反而会感觉不便”，最终决定只留下一个营的兵力，但对外声称是一个团，实乃“瞒天过海”之计。
孙元良命令524团兵分两路，524团上校团长韩宪元率两个营的人马沿苏州河向南京移动，剩下的一个营则在少校营长杨瑞符的带领下向四行仓库集中。韩宪元指定黄永淮作为团级指挥官，前往四行仓库，统率杨瑞符这一营兵力。黄永淮曾任第524团第3营营长，此时在第524团当团附，挂中校军衔，本来是最适合的人选。岂料黄永淮随后就被日军的一颗子弹击中了左眼，被紧急送去了医院。于是262旅中校参谋主任（国军的旅一般不设参谋长，参谋主任实际上就相当于旅参谋长）谢晋元临危受命，接任第524团团附，与杨瑞符共同指挥第524团第1营。据孙元良在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自述，当时是他亲手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给了谢晋元。
1975年丁善玺导演的《八百壮士》，曹健饰张柏亭（穿军装者）
其实谢晋元手下只有420人（不够一个营，国军的步兵营满编约600人，比如在著名的宝山保卫战中，营长姚子青和全营官兵壮烈殉国，后人作诗歌颂：“五百健儿齐殉国，中华何止一田横”），但接受记者采访时，谢晋元宣称有八百人，使用524团的番号。这么做是为了迷惑敌人，扩大国际影响。据88师262旅524团1营营长杨瑞符之《孤军奋斗四日记》：“我当嘱咐出外就医的士兵说：你们出去，有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你们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的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后来轰传全世界的八百孤军的数目，就是这样来的。我团五二四的团长本来是韩宪元，而今天一般人误称为谢团长，也就是在这八百的数目字而推测出来的。”
国民党中央社后来对外报道：“闸北我军虽已于昨晨拂晓前大部安全撤退，但此非谓闸北已全无我军踪迹，盖我八十八师一营以上之忠勇将士八百余人，由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尚在烈焰笼罩敌军四围中，以其最后一滴血，与最后一颗弹，向敌军索取应付之代价，正演出一幕惊天地泣鬼神可永垂青史而不朽之壮烈剧戏也。”这就是谢晋元被媒体“封为”“团长“，以及“八百壮士”之由来。
张柏亭在回忆四行仓库之战时，曾作如下介绍：“按当时军队编制，团不设副团长，有中、少校团附各一人。中校团附即相当于副团长。”在军队之中，既有军阶之分，更有职权之别。国军的参谋长地位不高，比如说，师参谋长低于旅长，旅参谋主任则低于团长。不过，无论团附或者参谋，都不是实职实权，有句顺口溜说的到位：“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中校团附即相当于副团长”云云，其实不太准确。按国军规定，团不设参谋长，团附其实更类似于团参谋长。
在国军中，团附=团部附员，中校团附的地位高于团副（团长副官，副官类似于秘书，是主官的贴身随从），也高于营长。但附员本无军事指挥权，一般作为过渡性的职位，作为安插亲信之用；或者作为人才库，用于安置资历较深的军官。如果出现职位空缺，附员可能向上递补，但多数会外派基层，类似于“储备干部”。
根据国民政府军委会于1931年颁行的国军《陆军军队内务规则》，对团附的职责有如下规定：“中校团附承团长之命，担任教育训练及动员筹备诸事宜；少校团附承团长之命，任团直属部队之管理训练，并辅助中校团附办理一切事宜。”也就是说，中校团附有副团长之“实”，但无副团长之“名”。凡官职，经正式任命者为实缺，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举例说，如果师长阵亡，副师长必然接管整个师的指挥权；如果团长殉职，中校团附却没有资格去接管团长的权力。
国军《陆军军队内务规则》还有这样一条规定：“关于团长代理事宜，如无特别命令，即由团中高级资深之军官兼代。”一般来讲，如果团长殉职，而上级又没有及时任命新的团长，往往由资历最老、军衔最高的营长暂代团长之责，而中校团附仍然协助、配合代理团长的工作。说白了，谢晋元这个“中校团附”就是给团长打杂的，无论如何不能被称为“团座”。
另据《孤军奋斗四日记》：“我见到团长敬礼毕，两目注视团长很久，可是团长一言不发，观其神色，似有欲言而难言的苦衷。我等了二十多分钟，团长还是一言不发。正当我莫明其妙焦急万分的时候，忽然师部请团长接电话，同时谢团附也从师部跑回来了，样子很紧张，我心中更加奇怪了。谢团附走到我的面前，给我一张小纸条，这原来是师长要我营死守闸北的命令。”其实大家心里明白，这是一次“送死”的任务——主力撤退之后，小股部队留守闸北，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所以524团团长韩宪元面对1营营长杨瑞符，一时语塞，难以启齿，最后还是新上任的第524团团附谢晋元向杨瑞符传达了死守闸北的命令。
524团为何要向第1营派遣一个中校团附？首先，军令本来要求88师留下一个团（约2000人）的兵力，现在孙元良给打了折扣，只留下一个营（仅400多人），既然是一出“瞒天过海”的戏，做戏做全套，怎么也该派一个团级干部充门面。其次，也是要表达“同仇敌忾、有难同当”之意，否则杨瑞符这一营人马会觉得自己被上级抛弃了，搞不好军心会涣散。当然，也可以理解为，524团向第1营派了一个“监军”。军队最讲究等级观念，凡事都论资排辈，不派一个“大官”坐镇指挥，只凭杨瑞符一个少校营长，恐怕难以服众。
至于为何是谢晋元？首先因为谢晋元当年在19路军蔡廷锴部当过营长，经历过“一·二八事变”，对日作战经验丰富。其次，谢晋元的资历过硬。1925年，谢晋元毕业于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翌年入读黄埔军校第四期，可以说是文武双全。
但是，谢晋元的官运并不顺利。524团的团长一直由韩宪元担任，直到1937年12月12日，韩宪元与524团的两个营壮烈殉国于南京雨花台。韩宪元生于1906年，比谢晋元小一岁，但韩宪元1924年就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反倒成了谢晋元的师兄。1935年，韩宪元升任上校团长，而谢晋元只是第88师262旅的中校参谋主任。更具可比性的是，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的张灵甫，曾是北大历史系学生，与谢晋元一样是黄埔四期学员，但1933年张灵甫就当上了第一师独立旅第1团上校团长，年仅30岁。孙元良派谢晋元当挂名团长，对谢来讲，其实也算是一个机遇。当然，谁也想不到，谢晋元会因此名垂青史。抗战老兵黄润生曾言：“团附谢晋元率兵进入四行仓库，成为历史名人，而黄永淮虽在许昌壮烈殉国，却一直默默无闻。人之有幸与不幸，实在太微妙了！”
身在租界的张柏亭与谢晋元通电话，命令四行守军撤入租界，谢晋元非常惊异，他激动地说：“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相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请参谋长报告师长，转请委员长成全我们！”然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谢晋元最终还是接受了命令，率领部队撤离四行仓库。在坚守四行仓库时，已经出现了“谢团长”之称谓，其实谢晋元是在撤入租界的当天，也就是10月31日，被明令晋升为上校团长（全体官兵均晋升一级军衔），但仍然是个空衔，手下的官兵只剩下355人了。
张柏亭选中“四行仓库”作为据点，因为这个仓库颇为坚固，易守难攻，而且仓库旁边有巨型煤气罐，日军不敢贸然以猛烈炮火袭击
唠唠叨叨的解释了一番国军的军衔问题，因为这个事情搞不清楚，不但看不懂《八佰》、《八百壮士》等电影，也看不懂张柏亭的八字。
据《张柏亭将军行述》：“张柏亭先生字相豪，于民国前二年二月十三日出生于上海市浦东杨思区东桥。其先父指教公，振兴实业，经营纺织业，着称于沪上。母李氏育子三人，先生为长，幼而颖慧，卓尔不群，深为师长及乡里赞赏。自浦东中学毕业后，升入劳动大学，适国民革命军北伐，乃响应三民主义之号召，献身党国，参与军事工作。嗣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兵学，回国后追随孙元良将军，任陆军第八十八师参谋。”
“民国前二年二月十三日”，亦即农历一九一○年二月十三日，换算成为公历，就是1910年3月23日。很巧，曾坚守台儿庄的敢死队队长、后来任国民党第30军27师少将师长的仵（wǔ）德厚，和张柏亭同年同月同日生：
不过，另有资料显示：“仵德厚，字宏仁。1910年4月1日（清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二）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城的一户普通人家。”按照这个生日排出八字的前三柱如下：
4月1日这个版本的仵德厚生日，未知出处为何。巧的是，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原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1910年4月1日生于广东仁化”，居然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张柏亭与仵德厚有很多相同之处：
1、都是抗日名将：张柏亭是1937年淞沪“四行仓库”战斗的策划人；1938年，时任第30军30师88旅176团第三营营长、敢死队队长的仵德厚因为坚守台儿庄之战功升任团长。
仵德厚
2、最高职位都是师级：1949年，张柏亭去台湾，1951年1月调任第67军第32师师长，2月该师脱离第67军建制，改为独立第32师，仍任师长；1941年，仵德厚任国民党第30军27师少将副师长，因破坏第30军军长黄樵松的起义计划，1948年升27师师长。
3、都生于商人之家，都接触过纺织业：张柏亭的父亲是实业家，经营纺织业；仵德厚出生于陕西三原县一个小商人家庭，因军阀混战，1926年父亲生意破产后，仵德厚曾在三原县南关“一家染房兼杂货铺做过学徒”，1949年-1959年服刑期间仵德厚主要的工作是针线活——纳鞋底。
4、张柏亭之母“李氏育子三人，先生为长”；仵德厚也是家中长子（兄弟数目不详）。
不同之处也很多，显然是因为时辰不同，时柱主宰一生之结局：
1、张柏亭虽然也当过师长，但他多数时候都是参谋长；仵德厚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后，从见习少尉起步，历任少尉排长、中尉连长、上尉营长、团长、副师长、师长，都是军事主官（部队长），从来没有当过参谋。
2、张柏亭的最高军衔是中将（1956年4月，张柏亭任“实践学社”中将副主任）；仵德厚被俘时的职位是30军27师少将师长。
3、寿命不同：张柏亭于1985年3月因车祸逝世，终年75岁；2007年6月6日，仵德厚因病在家中辞世，享年97岁。
4、张柏亭高官厚禄，安享晚年；仵德厚因为与27师师长戴炳南共同向阎锡山告发30军军长黄樵松，1949年城破被俘后被判徒刑十年，1959年刑满释放，又到砖厂当工人，1975年，仵德厚返回家乡，65岁的仵德厚放羊、种地为生，后来进村办砖厂做工养家。
至于谭甫仁，于1970年12月17日凌晨在昆明军区大院遇刺身亡，妻子一同遇害，显然因为大运申酉戌三会西方金局，财坏印。
综合而论，白洋认为，仵德厚和张柏亭是同年同月同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