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 2021-04-22 15:26
因为1841辛丑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901辛丑年9月7日《辛丑条约》在北京签订，1961辛丑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很多人想当然的以为，辛丑年是一个“凶年”。
白洋以前讲过，尽管新冠肺炎于2020庚子年席卷全球，仍然不能说庚子年=“凶年”，因为这种想法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易理。
那么，辛丑年又是一个什么年份？
如果说庚子年往往成为大时代的分水岭，或者说是历史急转直下的转折点，那么辛丑年往往出现“阶段性的调整”。
首先从上一个辛丑年（也就是1961年）讲起。
据2013年4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自1950年以来，向苏联借贷连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1960年之前已还33亿元人民币，尚欠苏联总计24.43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困难时期的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中国度过困难。中方接受了50万吨蔗糖，粮食是否借用再作决定（后来未用）。1961年4月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
1961年夏天，中苏关系因阿尔巴尼亚等问题严重恶化，苏联又不肯兑现再派对华专家和恢复援助的承诺，中苏决裂，中国进入“全面反修”阶段，中国决定加速归还所欠苏联债务。
至于“苏联逼债”的传言，又是怎么出现的呢？1960年，中方向苏联口头提出“在贸易方面，中方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时，遭到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的指责，认为中国未与苏联协商就单方面把还债时间确定为“5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宣布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帕托利切夫要求中国政府在合同有效期满之日起三个月偿清贸易欠款，这被认为是“苏联逼债”的由来。尽管中国政府反驳了这个无理要求，而且帕托利切夫的个人意见也不能代表苏联政府的最终态度，但帕托利切夫催债这一事实到底流传开来，再经过媒体的渲染，民间逐渐出现“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修逼债造成挨饿”之说，“苏联逼债说”从此在民间泛滥。但事实上，中国官方从来没有提到过有“苏联逼债”一事。
再讲讲1901辛丑年。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代表奕劻、李鸿章与英、美、俄、法、德、意、日、奥、比、西、荷十一国外交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
众所周知，辛丑条约是为庚子国变擦屁股，但没想到擦了一年多。
八国联军侵华发生于1900庚子年，英、俄、日、美、法、德、意、奥八国派遣的军队组成侵华联军，5月份在天津集结。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8月15日凌晨，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等人逃往西安。慈禧出逃之前，任命奕劻、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
1900年10月，法国率先提出惩治祸首、赔款、拆除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作为与清政府谈判的基础。经各国公使多次会议加以补充、修改，12月24日，11国（八国之外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共同向清廷提出《议和大纲》12条。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奕劻在得到慈禧批准后，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
再经过数月的反复磋商，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劻、李鸿章在北京东交民巷西班牙使馆中，代表清政府与德、奥、比、英、美、法、意、日、俄、荷、西11国公使会晤，正式签订了《议和大纲》的“最后议定书”。因为这一年是中国农历辛丑年，所以该议定书被称为《辛丑各国和约》或《北京议定书》，简称《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的完整名称是《中国与十一国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英文：Austria-Hungary, Belgium,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Japan, Netherland, Russia, Spai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之所以在西方文本中称之为“protocol（协议、议定书）”而非“treaty（条约）”或者“peace treaty（和约、和平协议）”，因为中方故意将庚子国变定性为内乱，而列强也不承认八国联军的侵华行为是国与国的战争。《辛丑条约》与以往的不平等条约的最大不同，就是没有割让土地的条款——中国既然不是战败国，当然没有割地的道理。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最终形成。朝廷还是那个朝廷，但清政府事实上丧失了主权，中国沦为被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
然后轮到1841辛丑年。
1839年6月3日（清宣宗道光十九年岁次己亥四月廿二），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英国人认为中国人的禁烟行动侵犯了私人财产，虎门销烟后来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
1840年4月，英国国会针对此事进行激烈辩论，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对华军事行动。英国政府任命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的堂兄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为海军统帅及全权代表，而义律本人则被任命为副代表。1840年11月，懿律因病辞职，义律接任全权代表。
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攻占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琦善于1月25日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并赔款六百万元；1月26日，英军占领香港岛。道光帝震怒，于1841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一月五日）下令对英宣战，否认《穿鼻草约》。清军一败再败，奕山又与英方达成《广州和约》，仍是对英赔款六百万元（另赔偿夷馆损失三十万元），作为“赎城费”。
英国外交大臣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又译巴麦尊）认为义律在广州所获侵略权益太少，改派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来华为全权代表，扩大侵略。1841年8月，璞鼎查率兵离开香港，一路北上，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直到1842年8月29日，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标志着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国门，“闭关锁国”政策维持不下去了。
乾隆四十六年，亦即1781辛丑年，被称为“清朝第一大贪污案”的甘肃冒赈案（又称甘肃米案）爆发。
1781年三月，苏四十三在甘肃发动反清起义。乾隆帝令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珅等人前往镇压。阿桂领兵进入甘肃后，遇到阴雨连绵，军事行动受阻。阿桂在奏折中向乾隆报告了甘肃的天气状况，和坤上疏时也提到甘肃多雨水，乾隆皇帝却联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原来，1774-1777年担任甘肃布政使（俗称藩台，从二品，相当于如今的省长兼省委组织部部长、财政厅厅长）的王亶望曾多次奏报朝廷，声称甘肃连年大旱。乾隆是个精明人，立即察觉甘肃有蹊跷，下令彻查。
当时甘肃存在“捐监”制度，所谓“捐监”，就是纳粟报捐入国子监为监生，说白了就是买官。商人、平民通过捐粮换取监生的身份，获得应试入官的资格；遇到灾荒，官府就用这些粮食赈济灾民。
王亶望是举人出身，后来捐了个知县，熟谙买官之道。胆大妄为的王亶望调任“天高皇帝远”的甘肃后，竟然搞起了“捐监冒赈”的勾当，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他把粮食折成银两，拍卖“监生”资格，再向朝廷谎报旱情，奏称“监粮”都用于赈灾了。王亶望当了3年布政使，甘肃就有15万人通过“捐监”而成为监生。王亶望把捐纳的银两全部私分，从总督到州县，“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道、州、府、县各级官员一百多人共贪污赃银一千多万两，是清朝最大的贪污窝案。
可笑的是，乾隆之前一直被蒙在鼓里，还觉得王亶望“有出息”，甚至提拔他去当浙江巡抚（巡抚相当于如今的省委书记）。乾隆发觉自己被骗后，“怒甚，遣侍郎杨魁如浙江会巡抚陈辉祖召亶望严鞫，籍其家”。
彻查的结果是：“得金银逾百万”的王亶望、（前兰州知府）蒋全迪斩首，（前陕甘总督）勒尔谨自裁，王廷赞（王亶望升浙江巡抚后，宁夏道台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论绞。数十人被押赴刑场正法或者免死流放，甘肃省的官员几乎“为之一空”。
甘肃冒赈案是一个典型的集团性腐败案例。本案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和珅，一个李侍尧，都是著名贪官，却得到了乾隆的重用。用贪官反贪官，说明清朝的监察系统已经失效。更荒唐的是，乾隆采纳和珅提出的“议罪银”制度，怂恿贪污行为，大清官场从此进入系统性溃败阶段。
按“辛丑”之取象，“辛”字可以取象为“笔”，而笔是用于签字、画押、记账的书写工具；至于“丑”字，可以取象为“算盘”，隐含“盘算、核算、讨价还价”之意。因此辛丑年往往诞生历史性文件、决议。
比如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九年，也就是1421辛丑年。此年的年2月2日，明朝正式迁都北京。迁都本来就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标志着明朝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转移。
没想到，1421年四月初八日，奉天殿（今太和殿）、华盖殿（今中和殿）、谨身殿（今保和殿）因雷击发生火灾，损失惨重。朱棣十分恐慌：“心惶惧，莫知所措”。
营建了十三年的北京紫禁城，新居入伙仅仅三个月就发生大火，此事对朱棣的震动很大，甚至怀疑其统治是否引起了天怒人怨。不久之后，朱棣诏令停止一切不便于民及不是当务之急的工程，间接导致郑和下西洋的计划也受到了冲击，中国的航海事业从此告一段落。
又如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岁在辛丑。此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明神宗朱翊钧终于让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至此，争吵达15年之久的“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
但是，朱常洛虽争到了太子之位，明朝的政局反而进一步恶化。明神宗对于储君的暧昧态度，使得朝野无所适从，朝中大臣纷纷站队，最终形成激烈的党争，间接导致明朝的分裂。
1721年（清圣祖康熙六十年），也是辛丑年。此年中国最大的事情就是康熙帝御极六十周年，玄烨成为有史以来在位最久的皇帝。文武百官为此联合上疏，请上二十字尊号：圣神文武钦明睿哲大孝弘仁体元寿世至圣皇帝。除此之外，中国境内表面上并无大事发生。
不过，此年的9月10日，俄国和瑞典为结束北方战争而缔结《尼什塔特和约》（Nishtadtski Peace Treaty）。1700-1721年，俄国为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与瑞典打了长达21年的仗。有趣的是，彼得一世最终在1721辛丑年迫使瑞典签订不平等条约。俄国答应将芬兰归还瑞典，并偿付200万俄国纸币，作为瑞典割让土地的补偿，这21年的烂账就算是一笔勾销了。
《尼什塔特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瑞典的衰落与俄罗斯的崛起。彼得一世带领俄罗斯走上了近代化道路，而康熙开创的所谓“康乾盛世”仍停留在落后的农业社会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辛丑年多发“翻旧账”、“搞清算”的行动。
比如说，甘肃冒赈案的爆发，就是典型的“翻旧账”。
又如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也是辛丑年。此年的4月23日，查理二世（Charles II）正式加冕为不列颠国王（“不列颠”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斯图亚特王朝正式复辟。查理二世上台后，打算对当年的“叛乱分子”来一场彻底的清算。但在首席大臣海德的斡旋下，他最终只处决了9名在查理一世死刑命令上签字的“圆颅党人”。
查理二世特别憎恨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虽然克伦威尔早在1658年就死翘翘了，查理二世仍然不肯放过他。查理二世将克伦威尔的尸体挖了出来，鞭尸，再处以绞刑，然后枭首，又将克伦威尔的头颅钉在旗杆上，任由风吹雨打。
同年的8月7日，著名文学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因“哭庙案”被斩首。“哭庙案”与“通海案”、“江南奏销案”，合称 “江南三大案”，都发生于1661辛丑年，都是江苏巡抚朱国治一手炮制的大案冤案。因为清兵入关不久，人心不稳，反清复明思想仍有市场，朱国治以催交赋税为由，新账旧账一起算，借机清洗江南士绅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