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2025年03月10日 05:15
紫微斗数《骨髓赋》：“铃昌罗武，运至投河。注文云：‘此四星交会辰戌二宫，辛壬己生人，二限行至辰戌，最忌水厄。又加恶煞，必死外道。’又云：‘如四星在辰戌坐命亦然。’”
赋文所说的“铃昌罗武”（亦称“铃昌陀武”），是紫微斗数中一组很著名的格局。
中州派王亭之先生注解《骨髓赋》时认为：“铃昌罗武主挫败，不一定是水厄。”
《骨髓赋》特别强调辰、戌宫垣，其实，只要某宫位的三方四正凑齐铃星、文昌、陀罗（包括大限、流年的文昌、陀罗）、武曲这四颗星曜，再有流年忌星冲起，就形成斗数的一个重要恶格，和“巨火擎羊终身缢死”相提并论。但是，为何“限至投河”，却没有加以说明，以致学者众说纷纭。
白洋认为，这个紫微斗数的“铃昌陀武”格局，和飞行术语——“死亡螺旋”（death spiral）类似，表示一种无法摆脱的、最终导致毁灭性后果的状态。
死亡螺旋，是因为飞机失速，一边螺旋，一边往下掉，最终飞机坠毁。“death spiral”，是从航空术语“尾旋”（Spin）引申而来。螺旋分三种：尾旋（机尾朝下）、水平螺旋、头旋（机头朝下），尾旋最危险。飞行中的飞机突然失控，一边下坠，一边偏侧翻转，这种现象就是失速尾旋。飞机迅速跌落（甚至每秒钟丢失100米以上的高度），飞行员无法操控飞机，不能改出螺旋，恢复平飞状态，最终必然坠毁。
后来经济学家也引用了这个概念，用来描述某种不断加大投入，但恶性循环，注定是一个无底洞的失败商业活动。
总之，“铃昌陀武”和“死亡螺旋”，都是一种死循环，好比在洪水中被卷入了漩涡的物体——没救了，是注定要失败的（doomed to fail）。比如宋末抗元英雄文天祥，屡战屡败，始终无力回天。
很不幸，郁达夫的紫微斗数命盘，官禄宫有颗陀罗星，会到了命宫的武曲星，还有夫妻宫的铃星、文昌，凑齐了“铃昌陀武”。
更倒霉的是，1940年，是郁达夫的壬辰大限（1940-1949年）的第一年，又凑齐了“铃昌陀武”这四个星曜。
“铃昌陀武”最怕忌星，尤其怕文昌化忌、武曲化忌，偏偏武曲星在壬辰大限化为忌星。“铃昌陀武”之恶，唯有禄星可以解救，偏偏本命、大限之禄存、化禄都落入别宫。
更不好的是，紫微、天相大限，大限迁移宫主星破军，也没有会到禄星，反倒会齐了火星、铃星。白洋以前讲过，《火铃到迁移，长途寂寞》，火星（或者铃星）入迁移宫，搞不好会在半路挂掉。
按照史实：
1936年11月，郁达夫访问日本，与日本文学界反战进步作家频频会晤，上了日本警视厅的黑名单。
1938年，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前往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在船上他写下了《岁朝新语》，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在担任《星洲日报》主笔期间，郁达夫同时编四五种刊物，发表了400多篇支援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政论、杂文、文艺杂论等，宣传抗日，海外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支持抗战，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为了躲避战乱，很多中国人南下东南亚。谁想到，仅仅四年之后，南洋也遭遇兵燹之灾！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清晨至中午，日本时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天，从台湾起飞的日军机群开始对香港发起进攻。12月7日、8日，日军在克拉地峡和哥达巴鲁等地登陆，航空兵对新加坡进行了密集轰炸。1942年，日军占领吉隆坡；1月底，整个马来半岛沦陷；2月14日，新加坡被包围，淡水被切断。
1942年年初，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新加坡华侨抗日领袖之一。新加坡陷落后，新加坡文化界同仁在中共党员《南洋商报》主编胡愈之的领导下成立“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和“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兼任干部训练班主任，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
由于汉奸告密，日本宪兵全面调查郁达夫，并准备对包括郁达夫在内的南下文化界人士实施大屠杀。胡愈之、郁达夫等参加抗战委员会的28位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亚公务市，郁达夫化名“赵廉”，在当地华人协助下，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厂谋生。
郁达夫精通日语，不料坏就坏在他会说日本话。日本宪兵得知他精通日语，胁迫他当了几个月（1942年9月-1943年2月）的通译。其间，郁达夫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因为兼职当日军翻译，郁达夫从此身不由己，每天都要与日本人周旋。为了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郁达夫于1943癸未年在当地娶了一位华侨姑娘，因为长相平平，他给她取名“何丽有”，意思是“何丽之有”。
1944年，何丽有生了个男孩，取名大亚，又称大雅。1945年8月30日，郁达夫失踪后数小时，何丽有又生了一个女孩，取名梅兰，又称美兰。
郁达夫遗腹女郁美兰八字之前三柱如下：
郁达夫当初露一手，以为精通日文这个本事可以保护自己，却遭当地人孤立、排挤，不幸沦为日本宪兵队的通译。他后来设法买通一位日本军医，出具一张患有肺病的证明，辞去了翻译一职。但是，因为郁达夫不善家务，身边没有女人给他做饭，生活十分不便；而且，他化名“赵廉”，以富商的身份出现，如果长期独身，也容易引起日本人的怀疑。有了老婆孩子，郁达夫更不方便脱身了。
也就是说，郁达夫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自己，人算不如天算，反倒把自己困住了，这就是“铃昌陀武”恶格的可怕之处。
郁达夫的朋友圈非常牛逼，真正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问题是，能保护他的人，都在国内，鞭长莫及，罩不了他。但因为各种事情羁绊，郁达夫根本没有回国的机会。
为了研究郁达夫生平经历，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曾经三次到达新加坡印尼等地，寻访了数百名当地人，最终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班长承认，是自己下令绑架并处决“赵廉”，原因是他知道的太多了，担心他以后会出庭作证，揭露日军罪行。该班长在1945年8月29日晚，派遣四名宪兵，利用当地人将当时穿着睡衣和木屐的郁达夫诱骗外出后，绑架至附近荒野，随后将其杀害。